仇叶：月嫂的兴起与私人生活的变革
显然，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家乡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月嫂兴起的重要原因，但更为根本性的仍然是人们私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坐月子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与产妇个人有关，但事实上，它从来都是一项极为重要与典型的家庭公共事务，牵动着整个家庭关系。“照顾月子”既包含了对新生儿的照料，也包含了对产妇的照料，从家庭的角度出发，其具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特征。
刚生产完的产妇通常身体较为虚弱，产后的各种疼痛与不便都使其无法完全实现自我照料。产妇的照料过程又必然会触及到擦身、清洗私物等较为私密的部分。因而，照料的引入不仅意味着产妇成为被照顾者，也同样意味着产妇必须开放原本归属于自己的隐私区域，并接纳这一作为他者的照料人。
其二，生产与照料是家庭再生产的核心关节点，它是整个家庭的公共事务，尤其是涉及到代际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方面，月子期间家庭劳务的增多与提供劳务人口的减少，必然需要父代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家庭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它内在地规定了代际责任与代际权利的存在。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在本地以爷爷奶奶为主），不仅需要提供照责任，在月嫂兴起的现阶段则主要负责其他家务与支付备用；同时，他们也深深地卷入到以夫妻为核心的子家庭中，能够对孩子的照料与教育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实践。以育儿为中心，核心家庭的夫妻关系因孩子的加入不得不扩展到代际关系，并引发两代人的频繁互动。
正是“月子”具有典型的私密性与公共性的特征，当它逐渐从一种以代际责任为核心的家庭照料逐渐走向雇佣关系为核心的市场照料时，其本身就映射了私人生活内部深刻的变革，后者也构成了“月嫂”逐步兴起与普遍化的基本原因。
隐私内含着“私密”与“公共”的对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代际关系下，私密领域所涵括的范围却截然不同。诚然对产妇而言，照料本身必然意味着一定的私密性的破坏，无论是家庭照料与市场照料都在所难免地给产妇带来无可避免的尴尬与害羞，但不同时期，产妇对“内外有别”的认知截然不同。
在以家庭照料为主导的阶段，对产妇来说，尽管必须要面对婆婆进入到私密空间，但是婆婆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他者，早期相对紧密的代际关系，使产妇自然地认同与婆婆的关系，即使有尴尬感但并不会演变为强烈的不适，并对婆婆进行排斥。
与之相对，在代际关系普遍松弛的当下，尤其是浙江地区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与地方性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老年人日益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性，代际关系进一步松弛，核心家庭也就逐渐成为了界定“内与外”的边界。
一些婆婆一开始不愿意进行如此彻底的“伺候”产妇，大多只愿意提供洗衣服、做饭等相对边缘性的家庭劳务，因此，她们也非常愿意花钱雇月嫂以履行自己的责任。
更为强烈的隐私观出现在青年妇女身上，她们越来越无法接受婆婆为自己擦身，并产生极为亲密的接触，在这一过程其感受到强烈的尴尬与“难为情”等各种不适情绪。在她们看来，市场关系的相对匿名性与较为单纯的市场契约能有效地免除私密空间的入侵。一些家庭在一开始原本不想请月嫂，但青年妇女们都会为此积极争取，有时还会出动自己的爸爸妈妈与丈夫以及公婆沟通，并最终达成请月嫂的协议。
因而，市场关系而非家庭关系被看作是私密的保护机制，内与外在家庭结构收缩与市场兴起的时代重新划分了自身的界限。而一旦隐私空间的范围或者说隐私内外的分界线发生变动，家庭照料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从一种家庭内部的责任履行被逐渐视为是一种对产妇隐私的入侵，并被妇女所排斥尤其是被产妇所排斥。月嫂市场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空间。
在传统时期，育儿更大程度上归属于家庭的伦理行为，公公婆婆对婴儿的照料本身既属于代际责任的履行，同样被视为是天伦之乐。无论是父母还是长辈都试图亲力亲为，并认为亲自照料能够体现更大程度的亲情。因此，在早期“当值”的社会评价是有限的，孩子没有爷爷奶奶照料，被看作是一件可惜与遗憾的事情。
与之同时，人们将育儿更多地看作是一个相对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育儿最优解，人们也能够承受在儿童照料上的一些小缺陷，并不认为会对儿童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在传统时期，儿童被深刻地嵌入在家庭的再生产体系中，是家庭完成自身的重要内容，它并没有赋予儿童发展以更为突出的意义。
当前的变化则在于，一方面是生育数量减少带来的家庭对儿童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育儿与发展观念的紧密结合，成人世界的焦虑被逐渐投射在育儿行为中，对儿童的照料逐渐被视为是一种专业化的行为，人们已经普遍性地形成了科学育儿与精细化照料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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